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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 引用 引用 外国银元的中国故事   

2014-09-19 06:24:4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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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公元1799年,即嘉庆四年,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前脚上了天堂,他的第一宠臣和珅就被抄了家。和珅多年敛财,早已富可敌国,在他家抄出的金银珠宝比国库还多。嘉庆皇帝愤怒之余,还有些困惑——从和珅家竟抄出了五万八千枚外国银元!而且,铸造得这么整齐漂亮,跟天朝的银两迥然相异。

这一年,浙江绍兴的藏书家汪辉祖,在自记年谱《梦痕录余》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事:近四五年来,温州、宁波等沿海各县总被海盗困扰,海盗们每年夏月乘南风由福建、广东等地来到浙江打劫商船,然后给商船上的货物估个价,便使船主回家取一千圆或两千圆外国银元,按期去赎货。

        和珅的财富里有,海盗们索要的赎金也是,这外国钱币能在中国境内大行其道,大概是高度全球化的当下也难以想象的。而对嘉庆皇帝和他的满朝文武,以及汪辉祖来说,更难以想象的事情还在后头——这种完全不同于天朝银两的“钱”,具有极强的渗透力,甚至影响到天朝社会的各个角落,并对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传统货币产生致命的冲击。只是,它从何而来?怎么拥有这般本事?

银两的三宗“罪”

       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,银两与铜钱是主要的货币形式,在明中期白银被正式确定为法定货币。但是中国传统的白银货币却有着三大弊病,即成色良莠不齐,重量易有出入,且不便于流通,尤其是在旅途或异地贸易中。

有人曾提出如此假设——清朝一位山西商人,带现银去上海做生意,他将会遇到什么?除了跋山涉水的疲惫、路上的种种危险,大概就是现银的异地兑换了。清朝设有银锭专门鉴定机构:公估局,即从重量和成色上判定银锭是否符合规范,这被称之为“批宝”。可当时的公估局却极具地方保护主义色彩,只认自家鉴定过的银锭,外来银锭想要进入本地市场,都需要他们过过眼。于是,山西商人所携带的山西银锭,首先要送进上海公估局“批宝”。

公估局较为严苛,会直接拒绝劣质或戳记太多的白银,而在合格白银上做记号(戳)。成功获批后的银两,仍不能直接使用。如果在其他地方,这位商人可以花钱请炉房重新熔炼为当地规格,但是上海炉房规模小,因此,他大概会选用更方便的方法:把银锭交给银钱业者换取等量的上海银两。事情还没有完,如果最终商人的银两有盈余,想要带回山西使用,那么,先前在上海发生的一切又要在山西重演一遍!——手续之繁琐,远胜于当下本币与外币的兑换。

当然,这一切都不是免费的,每枚银锭的批宝手续费约为二钱四厘,银炉熔宝的费用也不小,这都应算作银两流通中的折损。据估计,银子每经一次兑换,亏折至少有百分之零点五。难怪清人陈虬会用惋惜的语气写道:“客行赉千金,驰万里,稍不留神核记,南北往返,数月后,囊中物无事而坐耗其半矣。”

银两的种种弊端,在流通领域一一凸显,使得引入标准化的、地域色彩淡化的银币势在必行。从货币的发展规律而言,称量货币也必然要向铸币形态和符号货币形态发展。而此时的欧洲已先行一步,于是外国银元便有了流入中国的基础。

现兑店在币种纷繁的清末应运而生,专门经营货币兑换。起初,外国银元仍然被当成银两,称量使用,因此每当遇到外国银元,兑换商也会用专用工具夹剪,将其剪开来验成色,如图1中清末外销画示。不过,外国银元和铜钱一样,都有携带不便的缺陷,图2拍摄于1917~1919年的中国,这个男人身上背负着一万三千五百两铜钱(摄影/Sidney Gamble)。

道光二年(1822年),一场持续了七天七夜的大火,将繁华的广州十三行烧得干干净净。一个叫汪鼎的文人亲眼目睹了这场劫难,并将这件事记在《雨韭盒笔记》中:“烧粤省十三行七昼夜,洋银熔入水沟,长至一二里,火息结成一条,牢不可破。”这大概算是一个奇观,大火中融化的洋银满街流淌,竟然延绵一二里地,最终结为一条坚固的“银条”。据说,被熔化的洋银有四千余万两。

四千万两洋银,对广州十三行而言并不稀奇。因为从1757~1842年,清廷的对外贸易仅有一个机构管理,即广州十三行,因此十三行在垄断式的对外贸易下,累积的洋银自然不少。这一时期广东海关的收入也随之日增,乾隆中期平均每年为50万两,后期为102万两,嘉庆年间143万两,道光年间则达152万两。嘉庆年间的广东已是银元的天下,两广总督吴熊光就有言曰:“省会及佛山镇五方杂处,贸易皆以洋银,遂流通全省。”美国人马士(Moroe)也在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》中说:“整个18世纪中,向广州输入的主要是银元,货物只不过是辅助性质而已。”

外国银元的用武之地,也远比我们的想象大得多,比如:江浙等地的人们取其精美,用作装饰;开设书院的聘仪、贽仪、酒席费用也以外银支付;请人代写考试四书题文的酬金大约是一圆洋钱……嘉庆十二年(1807年)冬天,浙江巡抚淸安泰给朝廷上过一个折子,折子中提到:知府徐圆梅受贿洋银六百圆。看来,在官场上用洋银纳贿,早已不是新鲜事,知府尚且受贿六百圆,和珅的五万八千圆大洋便也可以理解了。

以钱生钱的好买卖

外国银元顺应形势进入中国,随后通行南北,看似顺理成章,其实隐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
由于流通和行使方便,外国银元广受追捧,因此其流通比价总是较大地超过它的实值。如墨西哥鹰洋每元重七钱二分,含纯银只六钱五分左右,而它的流通比价总在纯银七钱二分之上。由于外商资力雄厚,他们还利用种种特权操纵当时中国的货币市场。当农产品登场,银元需求增加的季节,他们就抬高价格,一元银元,有时甚至能值一两纯银以上。可以这样说,当时外商到中国来,不做买卖,仅是把银元带入中国使用,就已能获取百分之十以上的利益。如果以银元易纹银,铸银元再易纹银,如此循环反复,则可获取的利益更大。

只要将银元带入中国境内便能盈利,这让多国垂涎欲滴,纷纷加入。

1866年,英国曾在香港发行一种印有维多利亚头像的银币——香港一元,因含银量低不受欢迎,两年后停铸,甚至连造币机器都卖掉了。可由于抵挡不住“以钱生钱”的巨大诱惑,29年后又卷土重来,在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以及本国造币厂仿鹰洋开铸新币,即“站洋”。这一次,英国人获得了成功,最终流入中国的站洋不少于8000万枚。

1879年,大臣曾纪泽遇到了一件事情,法国外交官瓦定敦咨告诉他,法国铸造了大圆银钱,希望能被中国接纳,使其通行天下。曾纪泽说:只要百姓自愿行用,一任流通。曾氏曾出使英法,见过世面,清廷颇为倚重。他尚作如是想,可见当时官方的态度了。

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主要有西班牙本洋(西属美洲银元)、墨西哥鹰洋、英国站洋、日本龙洋、美国拿花(美国贸易元)、法国坐洋(安南银元)等六种。算上短暂流通的,种类多达几十种。流通数目可能更为惊人,据不完全统计,清末大约有5亿枚外国银元曾在华流通,钱币学家彭信威先生估计占当时全部货币供应的30%——这让清政府朝野上下再也无法漠视了。

货币战争的背后

到底有多少本洋流入中国?确切数目不得而知,但可通过资料进行估算:16世纪中期,西班牙人到达菲律宾后,每年输入中国的本洋有数十万枚;到16世纪末,超过了100万枚;17世纪,则增至200多万枚……以此推测,从1565年第一艘大帆船从西班牙驶出,到1815年最后1艘船停航,约有2亿枚本洋流入中国。

从19世纪中叶开始,另一种银元后来居上。如其正面所刻画的英姿勃发的雄鹰一样,“鹰洋”强劲、坚挺,最终取代了本洋,纵横中国60余年。

不过,在鹰洋进入中国的最初十几年里,中国人只重视本洋,对鹰洋等其他银元十分排斥,即使接受也只按分量称量使用。据记载,在19世纪40年代的广州,重量和纯度都略胜一筹的鹰洋,兑价要比本洋低百分之十二。然而,本洋的严重短缺,却给了鹰洋以机会。1853年,鹰洋的第一道关卡被突破了。这年10月,两广总督叶名琛谕令在缴纳关税、盐课和国家税收的各种项目上,准许鹰洋和本洋按其含银量等价流通。这个缺口一开,鹰洋的势力范围在全国开始扩展。到1857年,据马士说:“西班牙银元已经完全不受欢迎,更受喜欢的是墨西哥银元”。而彭信威先生估计,流入中国的鹰洋不下三亿元,要知道清末全国货币总量折合银元不到二十一亿元,鹰洋竟占到了近15%。

本洋与鹰洋的战争背后,有着更深层的原因——国家势力的此消彼长。咸丰以前,西班牙本洋独霸天下。但其后,西班牙因为被新兴英国取代海上霸主地位,进而失去南美洲各属地,以至国力衰弱,在货币上也再无大作为了,虽然也新铸本土双柱,但在中国市场已不复本洋时代的风光。1821年,被西班牙占领了三百余年的墨西哥宣告独立,随之“独立”的还有墨西哥境内丰富的银矿资源。失去了原料来源的西班牙本洋被迫中止铸造。与此同时,墨西哥本国铸造的鹰洋则涌入中国,开始驱逐着原本的“霸主”。

大量“入侵”的外国银元,改变了什么?让我们回到18世纪去一探究竟。

18世纪中期,一股焦灼的情绪在中国城镇乃至乡村蔓延,人们觉得日子越来越难过,物价飞涨,挣的银子没有减少,却买不了多少东西了。尤其是生活必须品大米的价格,就像是开花的芝麻——节节高。可以想象,抱怨声会越来越多:“康熙年间半两左右的银子就能买1公石大米,怎么雍正年间就涨到了近1两?而现在则更离谱,1公石大米居然要一两半银子了!”

令乾隆皇帝一筹莫展的米价上涨问题,用现代经济学其实很容易解释。究其根源,正是18世纪大量外国银元的流入,市场上的货币量大大增加,从而导致了货币贬值,物价上涨。不仅在中国,当时巨量白银,对欧洲有着更为猛烈的冲击,欧洲小麦的价格从15世纪至19世纪上涨了9倍以上,而中国的米价在同一时期上涨还不到6倍。

按理说,外国银元在明朝就早已随着经商的船队,漂洋过海进入中国,为什么一直到清乾隆年间才影响中国物价呢?联想蝴蝶效应,便不难理解。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,偶尔扇动几下翅膀,可能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,但需要两周以上的时间。同样,15世纪开始在美洲大规模开采的巨量白银,16世纪中叶便令最先得到它的西班牙物价迅速上涨了4倍,50年后作用于英法,使其物价达到顶点。再过了一百年,也即乾隆朝到达中国。

从“两”变“元”

物价上涨,从乾隆皇帝登基即开始,延续了数百年之久,与大清王朝的衰微之路几乎重合,是外国银元“入侵”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。另一种影响则更为深入,它涉及到制度、观念等,这大概可以从光绪皇帝收到的一封信说起。

1888年,一份题为《钱币疏》的奏折,被送到光绪皇帝面前。写这份奏折的,是一位刚过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康有为,10年之后也正是他发起了著名的戊戍变法。奏折中,康有为措辞激昂,指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货币失名、失实、失用,清王朝用的货币全部都是西班牙银元甚至日本银元,这与亡国何异?中国应当把民间白银收起来,统一发行自己的银元,即“废两改元”。
         统一币制的理想,在大清王朝覆灭之前都未能实现,却很快在另一个人身上实现。这个人,便是袁世凯。1914年~1915年,各造币厂开始铸造统一规格的银元,仿造国外头像币铸上袁世凯的头像。作为第一种全国性的银币,它发行量巨大,至1928年铸造量就达十一亿枚。曾风行一时的外国银元,此时不免江河日下,多数面临被熔铸或出口的命运。而今,除了在收藏市场上,已难觅其踪影,仅成为我们遥想那段历史的证物。


          文章为部分节选,更多精彩内容请阅览《中华遗产》2012年第三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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